1955年春，北部湾白龙尾岛，岛上最后一批居民准备离开临时驻地时，最难处理的并不是行李，而是祖屋、渔网和庙里的香炉。 这座岛不大，距离海南八所港、越南海防一带大致都是数十海里。对地图上的国家而言，它只是北部湾中的一个坐标；对曾经生活在那里的人而言，却是能够晒盐、捕鱼、种瓜、祭神和安葬先人的地方。 白龙尾岛，也被称作浮水洲岛，越南称为白龙尾岛。它位于北纬20度01分、东经107度42分附近，扼守北部湾中部。岛屿本身没有大河，也没有宽阔平原，真正重要的是它的位置，以及由此延伸出的渔场、航道和海上管辖范围。 “借给越南”这个说法，在民间流传很广。 但从现有公开史料看，事情并不是一份写明期限、可以按时收回的借用合同。1957年，中国将白龙尾岛交由越南民主共和国管理，后来越南持续对该岛实施行政管辖。问题也由此变得复杂：这究竟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管理移交，还是主权意义上的转让？双方对此并没有共同认可的解释。 一座岛，先要看它曾经住过谁 在近代以前，北部湾就是中国南部沿海渔民活动频繁的海域。海南、广东、广西一带的渔民，常根据季风和鱼汛往返海岛。海上活动未必都留下行政档案，却会在庙宇、墓葬、族谱、碑刻和生产遗迹中留下痕迹。 这类材料有一个特点。 它们不如条约那样整齐，也没有明确的边界线，却能说明某个群体是否长期出现，是否形成稳定社区，是否把岛屿纳入自己的生活秩序。 据相关地方资料记载，19世纪后期，岛上已有来自海南的居民活动。1877年，也就是清光绪三年，符建明、符怀积等人曾修缮岛上庙宇中的铁钟。庙内供奉天妃娘娘、伏波将军等神祇，这种信仰组合与中国南方沿海渔民的海上生活有明显联系。 铁钟不会自己证明主权。 但它能证明，至少在那个时代，岛上存在有组织的华人居民和具有延续性的民间社会。对靠海谋生的人来说，庙宇不仅是祭祀场所，也是出海前祈求平安、归来后报谢神明的公共空间。 岛上的生活并非只有捕鱼。 有居民回忆类材料提到，岛上曾有相对固定的居住点，居民之间以渔业、种植和简单贸易维持生活。渔船靠岸，妇女晒鱼，孩子在简陋屋舍之间长大，庙宇和水井则构成村落最容易辨认的公共标志。 这些细节看似琐碎，放进领土争端中，却有特殊意义。 白龙尾岛的名称变化，也与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有关。 法国当年控制的是印度支那殖民地。它可以在殖民体系内划分行政区域，也可以派人巡查、征税和发布命令，但这些行为在殖民统治结束后如何继承，必须结合当时的条约、实际控制和国际法原则来判断。 两种解释的分歧，恰恰说明条约不是万能钥匙。 越南还曾把北仑河口竹山一带的历史管辖作为参照，试图说明中国在边界问题上的既有处理方式。中国方面则认为，陆地边界附近的行政安排，不能直接套用于北部湾岛屿。 这就牵涉一个专业问题：陆地边界和海上岛屿的法律判断，规则并不完全相同。 陆地边界通常依靠条约界 线 、山河走向和历史行政管辖确认。岛屿主权则要考察发现、先占、持续管理、居民活动、外交抗议以及后续国家行为。到了现代，还要结合海洋法体系，区分岛屿主权、领海、毗连区和专属经济区等不同概念。 1950年代的交接，为什么成了争议核心 1943年，日本占领白龙尾岛。1945年日本战败后，北部湾局势重新变化。1946年，法国势力恢复对相关地区的控制，岛屿的行政归属再次受到殖民战争和内战局势影响。 1949年以后，中国大陆沿海的军事与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。国民党军队及其残余力量在北部湾一带活动，岛屿也曾被作为据点或转移地点。1950年前后，相关人员撤往岛上，给居民生活带来不小冲击。 岛上的普通人没有太多选择。 1954年，部分岛民被带往南越。到1955年中国方面接管岛屿时，岛上据记载尚有249名居民，居民主要为汉族。这个数字并不大，却说明白龙尾岛曾经存在较为完整的中国居民社会。 1955年之后，岛屿进入新的管理阶段。公开资料显示，中国方面曾对岛上居民进行安置，并加强北部湾海上管理。两年后的1957年，中国将白龙尾岛交给越南民主共和国管理。 这里必须把两个概念分开。 关于1957年交接的具体法律形式、是否存在完整协议、协议中有没有主权措辞，公开叙述并不完全一致。正因为材料存在差异，后来双方才会对这段历史产生截然不同的解释。 越南方面倾向于把1957年的交接视作中国对越南主权的确认。中国方面则长期认为，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行政管理安排，并不意味着放弃主权。 如果当时有一份双方明确认可的海上边界条约，争议或许不会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。遗憾的是，历史并没有留下一个能够让双方共同接受的简单答案。 从一座岛，延伸到整片北部湾 白龙尾岛的价值，不只是岛上那几平方公里土地。 按照海洋法的一般规则，拥有岛屿主权的一方，可能据此主张一定范围的领海，并在符合条件时影响更广阔海域的管辖安排。对于北部湾这样面积相对有限、沿岸国家距离较近的海域，一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