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0年8月30日，上海，福州路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门前的台阶。 一个穿深色夹克的男人蹲在石阶边缘，手指间夹着一支没有点燃的烟。 天刚下过雨，水泥地上积着薄薄一层水光，映出对面弄堂口馄饨摊升起的白汽。 他把烟折断，站起来，拍了拍裤腿上的灰。 大门里面，走廊尽头的审判庭正在合议。 走廊很长，水磨石地面被拖把擦得发亮，空气里有消毒水和旧木头混在一起的气味。 墙上挂着一只圆形的电钟，秒针走起来带着轻微的咔哒声。 他靠在墙边，听见自己的呼吸。 四年前的秋天，也是在这座城市，他把一纸诉状递进了同一栋楼。 那时候他三十四岁，在北京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有一份安稳的工作，住在单位分的宿舍里，日子算不上宽裕，但也不至于拮据。 促使他走进法院的，是一些零碎的口耳相传：母亲在香港的银行里有一笔钱，百代唱片公司有一笔一直没有结清的版税，家里那架红木钢琴不知什么时候从视线里消失了。 这些话他从小听到大，但从来没有人拿出一张纸，把“有什么”“在哪里”“谁在管”写清楚。 母亲去世的时候，他还不到五岁。 1957年9月22日，上海，枕流公寓。 那间屋子里的钢琴盖着，梳妆台上的瓶罐摆得整齐，窗外的梧桐叶子还没有黄透。 一个女人在病房里停止了呼吸，她的名字在当时的报纸上印得很大，但屋子里的孩子太小，还不懂得“金嗓子”三个字在别人耳朵里有多重。 大儿子被抱走的时候已经记事了，小儿子被抱着穿过走廊，只记得大人的衣角擦过他的脸，布料的质地很硬。 此后的事情，是一层一层叠起来的。 大儿子先住进了赵丹和黄宗英的家。 黄宗英是周璇生前的朋友，也是上海电影圈里说得上话的人。 小儿子在孤儿院和临时寄养的人家之间辗转了几年，1959年前后被送进同一个屋檐下。 那个家孩子多，饭桌挤，衣服从大到小往下传，补丁摞着补丁。 黄宗英后来在回忆中写道，她是“受组织委托”收养周璇遗孤并保管遗款的。 这句话的分量，要到很多年以后才会被拿到法庭上反复掂量。 周璇留下的东西，在1957年的秋天并没有立刻变成一个“遗产案”。 上影组织接管了她生前的财产，一部分金银首饰、红木家具、钢琴和衣物被登记保管，香港那边陆续有款项调回。 1959年12月，周璇存在香港上海银行的港币被调回内地；香港汇丰银行保管箱里的美元、港币和银元硬币也被取回。 连同百代唱片公司按合约支付的版税，这些款项最终兑成人民币,841.29元，存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周璇户和黄宗英户上。 黄宗英的身份是周璇两个儿子的监护人，这笔钱的名义用途是“教养他们”。 没有一份文件写明：钱花在哪里，剩多少，什么时候交给孩子。 这不是1957年才出现的疏忽。 那个年代的私人财产代管，常常建立在“信得过的人”和“组织上安排”上面。 书面凭据的稀薄，不是某一方的过错，而是一种普遍的制度底色。 周璇生前在香港拍片时，片酬以金条计算，百代唱片的版税源源不断，报刊上说她是影坛歌坛上最富有的人之一。 但她的钱一部分留在香港，一部分换成外汇，一部分变成了抽屉里的存折和柜子里的物件，从来没有被拢成一册清清楚楚的账本。 等她病倒，等她去世，那些散落各处的财产就像被风吹散的纸片，捡得回来多少，全凭运气和耐心。 周民和周伟就在这样的沉默里长大。 周民对母亲有记忆。 他记得枕流公寓的走廊，记得追悼会上黄宗英手臂上的黑纱，记得自己倚在她身上的那张照片后来被登在香港的报纸上。 周伟的记忆更浅。 他知道家里有一幅母亲的画像，知道别人叫他“周璇的儿子”，但母亲究竟留下了什么，他一无所知。 1967年，他注销上海户口，去内蒙古丰镇插队。 临走前没有人交给他一只箱子、一只信封，或者一句话：“这是你母亲的东西。” 转折出现在1980年代中期。 周伟已经回到北京，结了婚，妻子常晶有海外关系，消息比一般人灵通。 常晶从亲戚那里听说，香港百代唱片公司曾多次汇出周璇海外唱片的版权费，而周璇在香港汇丰银行的保管箱，早在他们兄弟年幼时就被监护人调回了内地。 周伟开始查。 他找母亲旧友，找电影局的老人，找银行，找律师行。 每问一处，都得到一点碎片：有一笔钱，有一个保管箱，有一架钢琴，有一批首饰。 但没有一处能给他看完整的流水。 1983年夏天，他和常晶一起去见黄宗英。 据周伟后来对媒体讲述，当他提到自己已经掌握了一些证据时，黄宗英的反应是哭闹，说“都是我的，印章、存折全在我这”。 黄宗英在另一个场合的说法则完全不同：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中国银行的人来找她，说周璇在海外有一笔遗产，国家需要外汇，只要她签字就可以转回国内。 她签了字，但“具体有多少数目，我已经记不清了”。 1984年1月，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周璇户上的存款余额七万余元被全部结清，除少量现金外，其余转汇至深圳蛇口中国银行。 这一年，正是周伟开始多方查询遗产线索的时候。 他在法庭上后来追问的是：为什么在他已经当面提出疑问之后，这笔钱被移走了，而他作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