它是一所仅存在八年的大学，却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它就是全面抗战时期在云南结茅立舍、弦歌不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。当时正值国难危机，全中国的教育精华辗转周折聚集在这里，形成精英荟萃的局面，最后在这里开花结果，又把种子播撒出去，所培养的人才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。近日，中国经济网记者跟随“青春华章·学以报国”网络主题活动媒体行，先后走进碧色寨滇越铁路历史文化公园、西南联大蒙自分校纪念馆、西南联大旧址及博物馆，追寻先辈的历史足迹，感悟“刚毅坚卓”的精神力量。 西迁三千里 教育长征路 “华北之大，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。”这是那段动荡岁月最真实的写照。1937年7月7日，卢沟桥事变爆发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。为保住中国高等教育的文脉，国立北京大学、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被迫南迁，在长沙联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，并于当年11月1日正式上课，这一天后来被定为西南联大的校庆日。1937年底，南京失守，形势不断恶化，学校再度西迁。1938年4月，三路师生先后抵达昆明，长沙临大改称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”。自此，开启了西南联大在滇八年艰难而又辉煌的办学历程，直至1946年联大师生陆续北返，当年7月31日停止办学。 位于西南联大旧址内的校门复原景观。（中国经济网记者 邓浩/摄） 西南联大旧址及博物馆坐落在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校园里。西南联大博物馆内，一幅幅黑白照片、一件件文物，静静诉说着学校西迁的历史。据了解，三路师生中，一路沿粤汉铁路至广州，经香港乘船抵越南海防，再由滇越铁路至昆明；一路乘车沿湘桂公路经桂林、柳州、南宁，过镇南关（今友谊关）抵越南河内，再由滇越铁路到蒙自、昆明；一路由200多名师生组成“湘黔滇旅行团”，在闻一多、曾昭抡等学者带领下，徒步横跨湘黔滇三省，历时68天，跋涉1600余公里才抵达昆明，走出了“教育史上的长征”。 据介绍，“湘黔滇旅行团”开始跋涉时，一天下来每个人的双脚都要磨出十几个泡。晚间，他们只能用针挑破血泡，第二天继续前行。但就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中，科学探索的热情却从未熄灭。从清华毕业并留校任教的吴征镒在步行中每日采集标本、记录沿途植被，将逃难之路视作科学考察的课堂。 师生们不远千里来到昆明，还不是整个行程的结束。因为当时昆明缺乏正式校舍，文学院和法商学院不得不再次迁徙到蒙自办学。位于今天云南省红河州的蒙自市，自清末开埠通商。滇越铁路穿境而过，与中国近代最早、最长的民营自建铁路——个碧石铁路在碧色寨车站交会。这座小城，因个旧锡矿而兴，因铁路而通。1938年初夏，西南联大两学院的师生经铁路抵达碧色寨车站后，辗转来到蒙自南湖畔，建起西南联大蒙自分校。“这座车站也见证了那段悲壮的历史，体现着不屈的民族精神。”碧色寨滇越铁路历史文化公园游客中心经理周英表示，“不少人都会来这里研学旅游，无论是国人自建铁路的事迹，还是联大师生治学报国的故事，都会引发大家的共鸣。” 碧色寨车站。（中国经济网记者 邓浩/摄） 据了解，蒙自办学期间，联大师生们积极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，一众文化大家留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。钱穆在这里开始撰写《国史大纲》，闻一多、陈寅恪、朱自清、冯友兰在此讲学。师生们办南湖诗社、开民众夜校，把读书的种子播撒在南湖边。战火之中，学子潜心苦读，为国家、为民族，是他们学习的动力，也是学习的动机。一个学期后，联大两院师生们迁回昆明。 治学书答卷 从戎刻丰碑 云南师范大学校园里，记者走近西南联大原教室，几十把质朴的木椅整齐摆放，复原了当时的场景。因椅子右侧有一块形似火腿的扶手板，所以被当时的师生唤作“火腿椅”，学生落座便可直接在扶手板上书写笔记——这方小小的扶手板，承载的是联大师生在艰苦条件下对学问的执着。 西南联大原教室。（中国经济网记者 邓浩/摄） 物理学家杨振宁曾回忆，联大的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，下雨的时候，叮当之响不停。而面对这样的“干扰”，联大的先生们却有着别样的从容——经济系教授陈岱孙一次正在授课，雨势骤大，雨声淹没讲课的声音，他索性在黑板上写下“停课赏雨”，带领学生在铁皮屋顶的轰响中静坐听雨，于艰难时世中不失从容。条件艰苦之外，还有另一重考验。日军空袭昆明期间，“跑警报”成为联大师生的日常。警报一响，大家奔赴后山防空洞躲避，有时一待就是数小时。 中国经济网记者了解到，西南联大在滇办学八年，前后有八千多名师生在此治学报国。其中，“中国物理学之父”吴大猷在岗头村一间泥墙泥地的房子改制的实验室里，用木架和三棱镜拼出一个原始的分光仪，开展一些实验和研究，并指导杨振宁完成古典力学论文《以群论讨论多原子分子的振动》，这篇本科毕业论文成为杨振宁日后研究对称性原理的起点。 战火中读书，是那一代人的青春华章；学以报国，是他们用一生写下的回答。艰苦简陋的环境，恰恰是出人才的地方。多年以后，这所大学交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