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9年4月4日凌晨，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附近的监狱里，前总理佐勒菲卡尔·阿里·布托换上干净衣服，走向了刑场。几天前，他还在死牢中反复申辩：“我没有罪。”这句话，成了他留给世人的最后印象。 布托并非普通政客。他出生于1928年，来自信德省显赫家庭，青年时期先后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、英国牛津大学学习政治与法律。留学经历让他熟悉西方政治制度，也练就了极强的演说和交涉能力。 1953年回国后，布托从律师做起。1958年，阿尤布·汗发动政变，建立军人统治。年仅30岁的布托进入政府，先后担任商务部长、新闻部长、国家建设部长，后来出任外交部长，成为内阁中最年轻、也最受瞩目的成员之一。 他起初是阿尤布·汗的得力助手。真正改变两人关系的，是1965年印巴战争后的《塔什干宣言》。布托认为，巴基斯坦在战场上付出了代价，却在谈判中让步过多。他公开表达不满，逐渐与阿尤布政权产生裂痕。 1967年，布托创建巴基斯坦人民党，提出“伊斯兰是我们的信仰，民主是我们的政体，社会主义是我们的经济，人民拥有一切权力”等政治主张。口号很有号召力，尤其吸引了工人、农民和城市底层民众。 有意思的是，布托并不是凭借一次选举便登上权力顶峰。1970年大选中，人民党主要在西巴基斯坦获得支持，成为全国第二大党；东巴基斯坦的人民联盟则赢得多数席位。双方在权力交接上的矛盾，最终演变成政治危机和战争。 1971年印巴战争后，东巴基斯坦脱离，孟加拉国成立。巴基斯坦损失惨重，大量军人被俘，国家威望和经济都受到重击。布托在危局中接任总统，并于1973年改任总理，开始着手重建国家秩序。 他推动制定1973年宪法，恢复议会制度，强调公民权利；同时实行土地改革，扩大国家对工业、银行等领域的控制。政策明显偏向中下层，却触动了大地主和工商资本家的利益。改革带来支持，也制造了强烈反弹。 外交上，布托主张摆脱对单一大国的依赖，积极发展同亚洲、非洲国家的关系。他尤其重视对华友好，曾多次访问中国，推动中巴合作。喀喇昆仑公路的建设，便是这一时期两国关系不断加深的成果。 但布托的政治风格也埋下隐患。他善于演讲，敢于决断，却常常把政敌逼到墙角。1977年3月大选后，反对党联盟指责人民党操纵选举，国内爆发骚乱。布托尝试通过谈判平息局面，却没有消除军方对他的戒备。 当时，他提拔相对缺乏政治根基的穆罕默德·齐亚·哈克担任陆军参谋长，希望借此稳住军队。这个决定后来被证明极其危险。1977年7月5日，齐亚·哈克发动政变，军队控制了电台、机场和政府机构，布托被捕，政权就此易手。 短暂获释后，布托回到家乡拉卡纳，沿途受到大量支持者欢迎。齐亚·哈克担心他重新组织政治力量，9月再次将其逮捕。随后，布托被控于1974年指使谋杀政治对手穆罕默德·艾哈迈德·卡苏里之父。 案件审理持续数月。1978年3月18日，拉合尔高等法院判处布托绞刑。布托拒绝认罪，提出上诉。1979年3月，巴基斯坦最高法院以四比三的微弱多数维持原判，是否应当改判的争论，直到最后仍未停止。 行刑前，狱方为他洗澡、剃须，并让他换上整洁衣物。凌晨时分，他被反绑双手押往刑场。面对绞索，布托没有长篇演说，只是坚持自己无罪。执行结束后，他的遗体在绞刑架上悬挂约30分钟，随后才被取下。 布托的家人当天将遗体运回信德省老家拉卡纳安葬。一个曾经掌握国家权力的总理，就这样在军事政变和司法判决交织的阴影中结束了生命，而那场审判是否真正摆脱了政治压力，始终是巴基斯坦历史上争议最激烈的案件之一。 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