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十个国家，在许多人眼里像是一份值得炫耀的探险履历。他们常在酒局微醺时凑过来，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我：“走过这么多地方，哪个国家最好玩？哪个国家你这辈子都不想再去第二次？” 每当这时，桌上总有人抢着替我回答。有人猜是满街垃圾与苦行僧的印度，有人猜是签证繁琐、冬天能把骨头冻裂的俄罗斯远东，还有人猜是局势动荡的中东小国。 我总是笑笑，摇一摇头，然后平静地吐出两个字：巴西。 听到这个答案的人，脸上的表情往往从好奇变成一种了然的轻蔑：“懂了，里约的热带丛林法则嘛，飞车党、贫民窟的毒贩、沙滩上的掏包小孩。治安太差，吓破胆了吧？” 我从来不反驳，只是顺着他们的话点点头，端起酒杯抿一口。因为他们猜得都对，但也全都不对。 我不去巴西，是因为世界上有些地方太烈了，烈到它只配在一个人生命里发生一次。那座城市吞噬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光，留下了我无论如何也跨不过去的废墟。再多看它一眼，都是对我自己人生的一场凌迟。 那是七年前的事了，那时候我三十一岁，林微三十二岁。我们从大学校园恋爱算起，整整纠缠了九年。九年的感情，没有败给房贷、车贷，也没有败给出轨或背叛，却在日复一日的平淡琐碎里，被磨成了一滩死水。 我们在同一座城市的两家外企上班，每天清晨在地铁口道别，深夜在出租屋的茶几前相对无言地吃外卖。我们太熟悉彼此了，熟悉到对方叹一口气的尾音，都能准确预判出接下来要说的每一句话。那种熟悉感，像一层温水泡着的塑料薄膜，贴在脸上，不致命，但让人窒息。 改变发生在那年四月，林微在洗澡时摸到了锁骨上方的一个硬块。 随后的半个月，我们奔波在各大医院的特需门诊和穿刺室之间。最终的确诊通知书下来那天，北京下着很大的冷雨。医生用一种见惯了生死的公事公办语气告诉我们，低分化腺癌，晚期，已经有了淋巴和远处转移。 从诊室出来，林微没有哭，我也没哭。我们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，消毒水的气味钻进鼻腔，四周是推着病床飞奔的护工和低声抽泣的家属。 林微转过头看着我，她的脸色苍白得像纸，眼神里却有一种我很多年没见过的清醒。她捏着那张被揉得发皱的报告单，轻声说：“我不做化疗。别把钱扔在无休止的病房和呕吐里，带我出去走走吧。” “去哪儿？”我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。 “去巴西。”她说，“去地球的背面，去离这里最远、太阳最烈的地方。” 巴西是林微少女时代的一个执念，她读三毛，读博尔赫斯，看那些关于狂欢节、桑巴舞和伊瓜苏瀑布的纪录片。她总说，南美洲有一股野蛮的生命力，那是我们这种在格子间里被驯化得服服帖帖的人，一辈子都未曾拥有过的野性。 我辞了职，退了租，变卖了手头所有能变现的资产。我带着两张单程机票，以及满满一随身包的强效止痛药，陪着她飞了将近三十个小时，降落在了里约热内卢的加利昂国际机场。 走出机舱的那一瞬间，南半球炽热潮湿的热浪迎面砸了过来。空气里混合着热带植物腐烂的甜味、劣质柴油的尾气味，以及远处大西洋翻涌而来的浪沫气息。那是一种野蛮的、不讲道理的生命力，几乎在瞬间就把我们从北京深秋的冰冷死寂中拽了出来。 刚到里约的前一周，林微的状态奇迹般地好了起来。海风吹红了她久不见天日的苍白脸颊，她换上了当地鲜艳的印花长裙，光着脚踩在伊帕内玛海滩细软的沙子里。 每天傍晚，我们都会去阿普多尔海角看日落。那是里约的一个传统：当那轮硕大、火红的太阳缓缓沉入大西洋的波涛之下，天际线被烧成一片壮烈的紫红色时，海滩上的成千上万人会同时站起身，面向大海，用力地鼓掌。 第一次看到那一幕时，林微也跟着所有人一起拼命地拍手。海浪拍打着岩石，狂风卷起她的长发，夕阳的余晖把她的眼睛映得通亮。 她回过头看着我，眼角闪着泪光，大声喊道：“你看！他们连面对一天结束的时候，都在鼓掌庆祝！他们不怕结束！” 我站在她身旁，手里紧紧攥着装有止痛泵的双肩包，拼命地跟着鼓掌。可我的心里却像被刀绞一样疼。里约人鼓掌，是因为他们知道明天的太阳照常升起；而林微的日落，每看一次，就少一次。 那天晚上林微跟我说，“如果我死在这里，就把我的骨灰撒在这片海里吧。” 我的身体瞬间僵硬了，喉咙发紧，半天才憋出一句：“别胡说，我们下个月还要去亚马逊。” 她转过脸看着我，伸手摸了摸我的胡茬。她的手指已经瘦得皮包骨头，指节冰凉。 “你别再装了，其实你一直都很怕吧？”她轻声笑了笑，“你怕我死在异国他乡，怕手续繁琐，怕语言不通，怕带不回我的骨灰。从我们落地的那天起，你每天晚上都等我睡着了才去查本地的医院和领事馆电话，我都听见了。” 那一瞬间，积压了我几个月的惶恐、疲惫和绝望，差点从眼眶里喷涌而出。 “对不起，是我太自私了。”她把头埋进我的胸口，声音有些发闷，“我只是觉得，在家里等死太慢、太难熬了。我想找个热闹的地方，我想看看那些活得毫无顾忌的人是怎么生活的。” 那天晚上，拉帕区的街头桑巴音乐会一直持续到凌晨四点。我们在昏暗的街角小酒吧里坐着，看着穿着亮片衣服的舞者在暴雨初歇的